高端旅游注定难以规模化

黄金周存废之争

2012年05月07日 04:54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张纯洁

　　
     刘思敏 

　　著名文化、旅游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刘德谦 

　　北京旅游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蔡继明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

　　刘思敏：五一黄金周能否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

　　“我认为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可能性仍存在。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看明年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对此的态度；二是要看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出现硬着陆的情况，那么恢复黄金周的概率就非常高。”著名文化、旅游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对中国经济时报说。 

　　“带薪休假只是看上去很美，在中国并不现实。”因此，刘思敏建议应尽快恢复五一黄金周，同时增设“春夏黄金周”或“避暑黄金周”。 

　　刘思敏进一步表示，“每年会在两会时期、五一之前、十一之后这三个时间节点谈论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 

　　出行需求的堰塞湖 

　　刘思敏分析称，从季节因素来看，五一期间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全国性旅游旺季到来的标志。此外，这么多年来人们形成的五一黄金周的出行惯性还没有完全消退；而取消了五一黄金周，又导致每个十一黄金周出行人数爆满，这个时候关于是否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讨论也就更激烈。 

　　近几年的旅游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十一”黄金周出游人数出现大幅增加的现象。2008年之前，每年“十一”黄金周出游人数增幅均保持在10%左右，与全年旅游人次数增幅相当。而2008年之后，每年“十一”黄金周出游人数增幅约为20%—30%，而同期的全年旅游人次数增幅也只有10%左右。 

　　“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压制了人们的出行需求，十一期间出游人数的暴增更是印证了这一事实。”刘思敏指出，出行需求如果长期被压制，特别是不能在假日制度上合理配套，就会形成这种精神消费的“堰塞湖”。而在没有切实有效的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取消五一黄金周不但不能“分流泄洪”客观存在的庞大出行需求，相反更是等于人为制造大众出行需求的“堰塞湖”。

 　　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可能性仍存在 

　　事实上，五一黄金周被废这四年来，关于恢复黄金周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早在2008年春节后，包括刘思敏在内的多位专家曾提出临时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建议；2009年3月，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地方政府如果认为恢复“五一”黄金周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根据本地的实际，可以试点。恢复五一黄金周的讨论也一直是每年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话题。 

　　那么五一黄金周是否真的有必要恢复？恢复的可能性大吗？ 

　　刘思敏告诉记者，五一黄金周应该尽快恢复。因为带薪休假短期内在中国是不现实的事情，至少未来十年内是不可能完全落实的。 

　　所谓带薪休假，是指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就可以享受一定时间的带薪年假。带薪休假是发达国家一种较为普遍的休假制度，也是“废黄派”为黄金周寻找的替代品。 

　　事实上，带薪休假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7月制定的《劳动法》，对职工休假事项作了原则规定。但没有规定带薪年休假的休假时间及具体操作办法，而是指定由国务院制定相应的具体办法。直到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用早就出现而没有落实的、画饼充饥的带薪休假制度，来取代后出现的黄金周不是很荒谬吗？”刘思敏表示，实际上正是因为带薪休假没有落实好，才通过黄金周来满足人们对长假的需求。 

　　刘思敏指出，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的休闲模式能够被我们所照搬。因此，我们不妨采用带薪休假和黄金周并存的制度，让集中出行和分散出行并存。这样可能会是对休闲模式的一种创造。 

　　谈及五一黄金周恢复的可能性，刘思敏认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看明年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对此的态度，这也是恢复五一黄金周的一个契机。二是要看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出现硬着陆的情况，那么恢复黄金周的概率就非常高。黄金周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它的初衷，也就是旅游功能。政府官员更看重它的经济功能，即拉动内需的功能。早在1999年，也正是在内需低迷的情况下，黄金周带着“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任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刘德谦：恢复五一黄金周企业成本仅增加千分之一二 

　　
   “恢复五一黄金周具有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刘德谦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因为通过严格的测算，如果再增加两天法定假日，即再次形成“五一”长假日，这仅仅使得企业的总成本增加0．16%—0．20%。 

　　“这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的承受力，乃至百姓对物价的承受力而言，还是能够接受的。”刘德谦表示，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这一假日制度的优化，也能够进一步体现出让百姓享受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的总目标。 

　　取消五一黄金周带来三方面不利影响 

　　“如果不考虑新增几个传统假日的话，取消五一黄金周这几年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负效应。”刘德谦表示，首先是造成“十一”和春节黄金周更加拥挤。三条路本来就拥挤，现在变成两条就更堵了。取消五一黄金周后，原先想减少出游拥挤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其次，多个长假是符合老百姓的心理、生理和工作节奏的，世界各国都是有好几个长假的。而我国在带薪年休假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的情况下取消了五一黄金周，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损失；另外，即使带薪休假完全落实，也不能解决百姓的出行难题。因为带薪年休假是对个体的假日，很难形成家庭或亲友之间共同的假日。人是群体性动物，应该需要一定的共同性长假，结伴出游。 

　　最后，从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五一黄金周的取消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不利于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发展。2008年全国旅游人数和消费的增长出现了减速现象，即增长速度变得缓慢起来，而同年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却很快。 

　　带薪休假和黄金周制度可以并行 

　　刘德谦是“挺黄派”的代表性专家之一，这几年也对我国休假制度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他建议我国应在保留现在的休假制度（小长假不要取消）积极推行带薪休假的同时，尽快恢复五一黄金周。

 　“这样的休假制度对所有的居民来说都是有益的。”刘德谦指出，仅仅依靠带薪休假是不够的。因为带薪休假不仅在中国难落实，很多国家实行了许多年的带薪休假制度，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这一方面是劳动组织的安排问题。一些关键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如果休假了，会导致其他人的工作难以运行。例如，在一些小企业中，某些人的休假会使整个企业难以运行；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不愿推行带薪休假，因为带薪休假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成本，加重企业的负担。还有一些职工迫于工作需要，不愿用自己的休假权来挑战自己的饭碗。 

　　“国家首先要积极推动带薪休假的落实，帮助企业和单位想办法落实。当然这是一个逐渐优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情况下就应该积极推动五一黄金周的恢复，因为政府一旦决策，马上就能实施。如此一来，每个人的休假权利就能得到落实。”刘德谦表示。 

　　恢复五一黄金周企业成本仅增加千分之一、二 

　　刘德谦此前曾对恢复五一黄金周的成本进行过测算。如果一年增加两天法定假日（也就是恢复五一黄金周），将减少大部分非农业生产单位全年劳动日的0．8%，即可能导致人工成本的0．8%的增加。 

　　如果将人工成本占全国企业总成本的平均数计为20%—25%。那么，由增加两天假日导致的总成本增加，也大约仅为0．16%—0．20%。刘德谦对本报记者表示，恢复五一黄金周具有可行性。 

　　“这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的承受力，乃至百姓对物价的承受力而言，还是能够接受的。”刘德谦说。
 

　　“从这几年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我认为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对经济发展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对本报记者表示，设计假日制度不能从旅游一个部门考虑，更不能以旅游业的数据判断假日制度改革的成败。 

　　蔡继明认为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同时也增加了三个传统节日，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社会意义。 

　　蔡继明还呼吁，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百姓自动争取带薪休假的权利。“有些人自己不会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怪国家。那些呼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是无所作为的思想，我们的改革要往前看，只会前进不能后退。” 

　　对经济发展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时间回溯到2007年，以蔡继明为负责人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认为，黄金周制度的影响力正呈现出逐年衰退的趋势。同时，黄金周制度的弊端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显现。课题组建议，增加部分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变集中休假为分散休假。 

　　2007年两会期间蔡继明又提案呼吁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这也成为了当时发改委建议的一个重要依据。2007年12月，《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明确了从2008年起我国将要执行新的假日方案。 

　　如今，蔡继明仍坚持此前的观点。他告诉本报记者，黄金周自1999年推行以来，对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首先，从国家公布的数据来看，7年黄金周前后的测算，旅游业增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其次，旅游收入的增加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基于以上判断，蔡继明认为，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对经济发展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不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分析，就在2008年，也就是五一黄金周被废除的第一年，全国旅游业的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2008年我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增长率仅为从6．3%，而此前的两年中这一数据分别是15．0%、15．5%。此外，2008年我国旅游花费增长率为16．1%，而2006年和2007年依次为17．9%、24．7%。基于2008年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全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同比增长21．6%），也是全国全年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24．7%），因此这年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从上年的24．7%降至了12．6%），成为“十一五”期间增长最低的年份，就不能不说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后国内出游人数增幅下滑是其主因了。 

　　对此，蔡继明反驳说：“旅游业数据低一点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不能以旅游业数据的减少来判断假日成败。其实我们在设计假日制度时，不是站在旅游业一个部门考虑，而是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 

　　对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假日制度改革不能只算经济账，我们自2008年起增加了三个传统节日，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社会意义。”蔡继明强调，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观。

　　蔡继明表示，清明、端午、中秋、除夕这些是传统民俗节日，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把这些传统节日变成了法定节假日，体现政府对民俗文化的尊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可。 

　　“以清明节为例，五年前清明节扫墓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现在清明扫墓的人数和08年以前相比，每年都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五年都是在递增的。”蔡继明称，“再如端午节，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学习屈原，这种爱国主义的感召力超过任何一个口号。尤其是对于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都有重大意义。” 

　　“这些意义旅游部门怎么会去考虑，他们完全以一己私利，以牺牲传统节假日为代价来发展一个旅游部门。”蔡继明表示。 

　　“试图用政策代替制度，是改革的后退” 

　　在今年两会期间，蔡继明曾对媒体表示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几年来，减轻了五一期间全民出行对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领域的压力，改善了旅游景区人满为患的状况。蔡继明也对本报坦承五一黄金周的取消，也给十一、春节黄金周造成一定的压力，但绝不是把五一的人数都集中到五一和春节。 

　　“如果把十一、春节黄金周也都取消了，当然都不会存在‘人满为患’这个问题。”蔡继明称，所有黄金周取消以后，人们可以分散去旅游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怎么落实好带薪休假。“那种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想法，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思想，试图用政策代替制度。我们的改革要往前看，只会前进不能后退。” 

　　不过，带薪休假的口号虽然喊了多年，但是落实情况并不理想。CNN去年发布的一份各国带薪假期排行榜显示，中国是上榜国家中“带薪假期”较短的，每年最低带薪年假为10天，国家法定带薪假日11天，全年总计21天。 

　　但即便是在国内，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享受带薪休假。据《小康》杂志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职场人当中，只有三成人每年享受带薪休假。 

　　“这是中国人不会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怪国家。”蔡继明表示，劳动法规定了带薪休假的权利，国务院早就颁发了相关条例，法律是靠大家来维护的，带薪休假也是靠自己争取而来的。

【作者： 张纯洁】

刘思敏：景区门票涨价的现实解决之道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原载 2012/05/04 《北京青年报》

　　近日，国内多家景区掀起的门票涨价潮，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热议。事实上，多年来，中国旅游景区门票一直存在涨价的现象和趋势，也一直饱受争议和责难。但是，情绪宣泄不能代替理性思考，对于持续多年、社会关注的“景区门票涨价”问题，非常有必要进行全面的观察与分析，探究其中的根本原因，理性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为了遏制景区盲目涨价，2007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规定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调整频次不低于3年。国内许多景区的最近一次价格调整时间是2009年左右，今年又逢“解禁年”，舆论普遍认为，现在第二个“解禁年”似乎成了景区涨价的借口，成为涨价的推动力，导致了景区票价“3年必涨”的怪圈。

　　其实，发改委政策解禁并非景区门票上涨的推动力，而仅仅是一个契机。并不是解禁推动了上涨，而必须正视涨价动力的客观存在。只要一拉开闸门，这种动力就会释放出来。简单来说，这轮涨价主要是基于三个因素，第一是通胀背景下成本的显著上涨，第二是地方政府无法抑制的盈利冲动，第三是现有体制下科学公平管理的缺失。

　　●景区门票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

　　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中，旅游资源不可替代型景区的价值普遍被赋予了世界级或国家级的产权属性，其中大多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特别单位(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其具有的价值理应为全民所共享。通俗而言，这些景区是“老祖宗”或“老天爷”留给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持续的涨价风波中受关注度最高、其涨价最不容易得到理解的部分。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景区门票涨价现象最为突出的根本原因是：

　　产权责任制度的扭曲决定了门票涨价的现实

　　在这一轮对景区门票涨价问题的热议中，一种重要的非议就是“旅游资源归全民拥有，不归地方拥有，因此地方无权利用旅游资源牟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完整的两个方面是：旅游资源归全民拥有，不归地方拥有。因此，在理论上，地方既无权利用全民共有的旅游资源牟利，也无义务承担资源开发与景区维护的责任。比较现实、容易操作的措施是由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拥有和承担旅游资源不可替代型景区的一切权利和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权利和经济责任。

　　然而，目前旅游资源不可替代型景区（特别是所在地区相对欠发达的景区）的产权责任制度扭曲，产权不清晰、责权未理顺。也就是说，中国景区门票票价某种程度的混乱，其根源不在于地方政府的“越权”，而在权利和责任划分的不明确。

　　地区发展的差异决定门票涨价的阶段必然性

　　地方政府对旅游发展的诉求，各地呈现很大差异。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主要在意于能够树立地区品牌、改善投资环境、升级经济体系、发展关联产业等较高级的转化，因此不用向景区门票涨价抱以过多诉求，反而可能采取景区门票降价甚至免票手段，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如杭州市采取的西湖免票的举措。

　　然而，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只能通过景区门票涨价这一较低级的直接方式，直接谋求经济收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参与全局性的地方政府竞争。

　　旅游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门票涨价的市场可行性

　　一些景区因其旅游资源的不可替代性而形成了天然垄断，景区的天然垄断其特殊性在于，独特、唯一、不可替代的景区，无法通过大量复制或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方式增大市场供给。只要天然垄断的旅游产品还在市场销售，这种垄断就是无法打破的。在旅游价值上，黄山、九寨沟、故宫、张家界等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无论九寨沟门票如何涨价，游客都不会因为游览了九寨沟而产生放弃游览故宫的理由。

　　旅游资源不可替代型景区形成的天然垄断，是旅游产品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属性。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制约，大多数人的刚性需求则保证了这些景区门票涨价较强的市场可行性。

　　●景区分类管理的未来理想模式

　　即使反对声一片，不少景区依然启动调价的听证程序。其实，不能简单地看待景区涨价问题，习惯性地“一刀切”，笼统地去反对景区涨价，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公平的。

　　国内景区，“言必称西湖”，提到国外景区，则是“言必称黄石”。在公众舆论中，在美国黄石公园面前，我国的景区几乎都成了“反面教材”。五一小长假期间，有网友列出了国内外景区门票价格对比清单，称我国门票绝对“世界领先”：一张张家界的门票，相当于法国卢浮宫门票的３倍；一张四川九寨沟的门票，如果用来参观美国黄石公园、印度泰姬陵、日本富士山，“都玩一遍还剩100多元”。虽然有舆论认为账有不同的算法，这位网友的观点有夸张的成分，“不过即便如此，在门票价格上‘我贵洋廉’确实是事实。”

　　笔者建议，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将景区分为公益型、市场型、混合型等三种类型，每种类型景区的门票价格需要区别对待，旨在形成产权安排清晰、责任归属合理的科学的景区门票价格机制。

　　公益型景区：国家全额或差额补贴，实行免票或者低门票价格

　　指具有极大的、明显的社会公益价值的“优中选优”的景区，如故宫、黄山、九寨沟、张家界、峨眉山、三峡大坝等，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占较大比例，具有以下主要特征：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是自然垄断产品，客源市场需求呈刚性状态；是全民共同所有的财富，为公共产品性质，产权归国有，不归所在地区和任何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有。

　　公益型景区在理想状态下应采取国家公园模式的门票价格机制，建议在全国甄别筛选最具代表性、最具保护价值的景区100个左右，即设立10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按照自然垄断产品的价格规律，由国家统一定价，并实行全额或差额财政补贴，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保护、开发、管理等费用，实行免票或者低门票价格。通过门票和其他关联产业获得的正常利润，可用于弥补各类正常成本，或者广泛募集社会捐助，吸纳社会志愿者深度参与，用于补充运营经费。同时也要保证严格永续保护旅游资源、让未来的子孙后代也能共享。

　　市场型景区：门票进行市场化定价

　　指不依托所在地传统的旅游资源，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无中生有”的景区，如欢乐谷、迪斯尼等，其中人造景观、人造娱乐型景区占较大比例，具有以下主要特征：景区所依托的资源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和风险性，是纯市场化产品；产权属于开发商及相关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有，为私人产品性质。

　　市场型景区在理想状态下应采取完全放开模式的门票价格机制，即：门票价格完全由企业自主决策，进行市场化定价，各方面不应对市场型景区的门票价格涨落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只需在主管部门依法备案；在依法经营的情况下，没有财务公开的义务（上市公司对股东公开除外），门票收入由企业自主支配；门票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只面向对市场型景区有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消费者，开发方自负盈亏，独立承担门票价格涨落的市场后果。

　　混合型景区：由政府实行市场指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

　　指依托所在地的森林、一般人文古迹等国有资源，同时也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平中见奇”的景区。这类景区占中国景区中的大多数，其中四川的碧峰峡等景区最为典型，它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依托的旅游资源属于国有性质的公共资源，由企业作为开发商获得经营权，在一定年限内，根据承包经营权合同投入并获利，产出市场化产品；所依托或借助的国有性质的旅游资源不具备不可替代性，比较普通、资源禀赋相对一般，景区的市场价值的形成与开发方投入的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其他旅游发展要素密切相关，因此具有“混合形态”的产权特征。

　　混合型景区的门票定价模式理应介于公益型景区和市场型景区之间，由政府实行市场指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

　　●旅游景区门票的现实解决之道

　　很多人把遏制门票价格的希望寄托在听证会这个程序上，殊不知听证会虽然是目前价格调整的一个法定程序，但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只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调研的功能。听证会上，莫衷一是、激烈异常的争论，实际上无异于自说自话。

　　景区是激发旅游者出行的最主要因素，是旅游的第一吸引物。旅游，顾名思义，就是旅行加游览。旅行是手段，游览才是目的。以九寨沟、张家界为例，这两个地方经济都不算发达，绝大多数旅客去到那里，本来就是慕名而去看“天下第一奇水”或“天下第一奇山”的。往返机票大约两三千元，到达目的地之后还要有吃和住等花销，而就是涨价之后，门票也只有二三百元，其中还包括景区内的交通，可见，90%的消费都是因为要消费核心吸引物而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门票价格在整个出行中所占的比例是不算大。

　　景区涨价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阶段，我国主要景区的门票价格不是由它的价值决定，而更多的是取决于它的经营成本或者基于对市场承受力的判断。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价格归根结底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政府干预的前提是必须追求社会公平。

　　在现有体制下，景区收费模式与“贷款修路，收费还贷”高速公路收费模式异曲同工——收费不是问题，涨价也不是问题，甚至涨多少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基于“成本+合理利润”的定价原则，而且这个原则的执行，必须以财务信息的透明、可核查为基础。因此，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下定决心，为计划未来实行国家公园制度的“二老型”景区制定现阶段适用的“成本+合理利润”的门票生成机制，同时要求这些景区参照上市公司，定期公布经过第三方审核的财务报表，使其经济运行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与此同时，鉴于景区门票涨价及其连带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现实中，也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略：

　　法律层面上应优化、明确价格形成机制

　　中国旅游业长期多头管理、多种体制并存、涉及面广，实行旅游法治的任务复杂艰巨，然而，景区门票涨价问题与其他旅游问题一样，只有在深层次上解决法制问题，优化、明确价格形成机制，才能彻底解决景区门票涨价问题。

　　没有明确的法律制约，寄希望于利益集团的自律，无法对景区门票涨价形成有效制约。在新一轮的立法工作中，应力争制定出使景区、政府、游客和群众多方利益诉求达到良性均衡、实现发展共赢的合情、合理的法律。目前国家发改委发布政府文件等传统形式已经缺乏执行力度，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所需的听证会、政府价格监督等配套措施的法律地位亟须规范和明确。

　　国家应担负起让多数国民能够进入景区旅游的责任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公共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定位中，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景区发展在综合社会效益上的巨大作用，将景区门票补贴与对教育、科技、卫生、医疗、扶贫等众多公益事业的投入提到同一高度，担负起让多数国民能够进入景区旅游的责任，深度权衡国、地财政关系与综合社会效益之间的轻重缓急。

　　地方政府要适当跨越门票经济的低级发展阶段

　　相对于13亿多人口基数中蕴藏的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中国旅游业的供给目前仍然严重不足，但这一供给不足并不体现在景区数量的缺乏上，而是体现为旅游产业链条的缺失。地方政府作为景区所在地利益的代表，要适当跨越门票经济的低级发展阶段，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优化游客情景体验，深入带动发展旅游要素和关联产业，把旅游产业链做长，把旅游产业做大，从旅游经济中获取更大的整体效益，把通过景区门票及其涨价带来的收益贡献下降到比较次要的位置，缓解景区门票涨价的冲动。

　　景区须避免门票泡沫，避免短视经营

　　景区要尽可能避免各种操作失当，杜绝有损企业长远利益的门票涨价现象，避免门票泡沫；避免短视经营；避免盲目跟风；避免舆论危机。

　　媒体要避免“爆料”式、“煽情”式的片面宣传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是媒体的时代。媒体要肩负起作为社会进步先锋的使命，真正承担社会责任，避免“爆料”式、“煽情”式的片面宣传和错误影响，科学引导公众，正确对待景区门票涨价问题。

　　公众完全可以用脚投票

　　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旅游买方市场、出游随意性强、景区同质化严重的发展阶段，游客有权并完全能够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在总体供给充足的众多景区中进行理性选择，对于不赞成的景区涨价现象，避免无效的一味指责，而能通过客源分流的方式，对其进行否定和纠正，迫使景区改变门票价格只涨不落的不正常惯例，主动影响景区门票价格的动态变化。
    文/刘思敏

　　西湖免费模式的误读与实质

　　杭州西湖景区免费开放，这些年来成为社会各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只要涉及景区门票问题就必然被提及，但实际上业内外对西湖免费模式的实质却存在严重的误读。

　　西湖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是我国重要的旅游景区，也是目前公认唯一不收门票的世界遗产景区。然而，对西湖免费，起码有三个方面的误读：其一，岳王坟、灵隐寺、虎跑寺都在西湖边上，至今不免门票；其二，西湖本来就是与杭州城区融为一体的开放式景区，没有围墙；其三，西湖景区免收门票，实际是西湖周边的柳岸闻莺、花港观鱼等城市公园免收门票，作为游客，如果去了花港观鱼、柳岸闻莺，可能感觉更好，但不去这些城市公园，围着西湖走一圈，景区的核心价值也完全可以体验到。

　　当然，西湖免费开放的成功模式，为国内其他景区的免费开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西湖景区免费模式的成功引发了国内许多博物馆、旅游景区借鉴效仿的热潮。在诸多因素和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西湖免费开放的具体经验和示范效应，可以帮助其他景区在免费开放中少走弯路，可以为那些已经在免费中或即将免费的景区所在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每处景区都有各自特点和地区实际，在借鉴西湖景区免费模式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避免机械复制行事。

　　实际上，一些社区型的旅游景区，如上海七宝古镇、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依据其旅游产品的形态和特点，都是不适合统一收取门票的，周庄、南浔、乌镇等从长远来说，为了保持强大生命力，迟早也不得不放弃门票。厦门鼓浪屿目前各景点门票分开销售，有关方面正酝酿未来门票统一，考虑将鼓浪屿门票与厦鼓轮渡票捆绑，采取网上售票与现场售票的形式，控制游客上岛人数。这对于鼓浪屿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大倒退，忽略了其作为一个大型居住型社区的特性。厦门在经济实力上，差不多可以与杭州同属一个阵营，强制性统一收取门票不仅对旅游产业发展不利，同时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实际上是限制了当地人的利益。文/刘思敏

　　作者简介

　　 刘思敏　文化学者、旅游专家，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海南省三亚市度假经济研究院特聘专家。

　　作者长期致力于对中国旅游产业运行的观察与研究，从社会视角密切关注中国旅游业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原创“旅游恩格尔系数”理论、观光旅游的“照相指数”理论和“移动文明”理论，提出“天津中央商旅休闲区”、“德天国际瀑布城”、海南“东亚地中海”等战略构想，其不少具前瞻性、批判性的论点在业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在《北京社会科学》、《旅游学刊》、《社会科学家》、《城市问题》等核心期刊及中国社科院《旅游绿皮书》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旅游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报道》、《南方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专业观察性文章数百篇。

五一小长假火爆凸显出游“堰塞湖”决堤风险
(集中消费与理性出游) 

刘思敏

       据报道，五一小长假首日，北京重点监测的24个景区共接待游客67.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0.1% ，故宫接待量突破11万人次，几近单日最高接待量；北京铁路局五一期间加开临客列车26对。另据报道，上海铁路局节前宣布：从4月28日至5月1日，该局预计发送旅客590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将多发送45.2万人次，增幅8.3% ，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含义乌)等浙江省内主要火车站客流可能直逼春运，该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5趟，其中涉及浙江铁路的有40趟，为小长假以来增开临客之最。

       4月27日，笔者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他在“交通枢纽”郑州“搁浅”了，回不了北京——火车票根本买不到，坐飞机票也必须等到第二天晚上。4月30日，笔者又接到一个武汉媒体朋友的电话“投诉”——在庐山等索道上山，人山人海，秩序混乱，呼吁整治。

       “窥一斑见全豹”，事实证明，在信息透明、没有行政强迫和道德压力的情况下，小长假以及黄金周期间出现的集中出行消费是公众知情自主的选择，甚至也完全可视为理性的选择——除了先天喜欢扎堆儿凑热闹乃至具有“自虐”倾向的人之外，不到万不得已，如果还有其他可以替代的现实选择，很难想象有人愿意去“花钱买罪受”。因此，在没有切实有效的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哪怕取消一个黄金周，都不但不能“分流泄洪”客观存在的庞大出行需求，相反更是等于人为制造大众出行需求的“堰塞湖”。理论上讲，三天干不了七天的事情，游客本来不该去挤了，五一小长假的井喷，却生动凸显了“堰塞湖”的存在与决堤的危险。

       恢复五一黄金周的话题尽管在每年的三个时间节点（两会期间、五一之前和十一之后）都会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但貌似在近期难有实际可能性。面对带薪休假将在较长的时期内继续扮演“纸上的权利”的尴尬，在人口基数巨大、假日供给集中、旅游消费需求旺盛的社会背景下，强调理性出游，推进理性出游，不失为明智之选。北京市旅游委首推的景区拥挤指数和故宫实施的门票预约举措，堪称其中两大亮点。

       这个五一小长假，北京市旅游委根据景区周边游客进出安全缓冲区的人流监测数据，在其官网以及北京旅游网上，分时段公布包括八达岭、故宫在内的6个试点景区的拥挤指数，为到京游客前往这些景区提供错峰的信息，并将尝试下一步将相关信息直接发布到游客的手机上。受此举措之益，媒体和网络均有叫好之声。

故宫在去年十一黄金周之前，开始试水门票预约预售制度，开通了网上预售系统。今年五一小长假，故宫在午门专门设置了预约游客通道，并与团体购票通道区分，预约游客几乎不用等待就可刷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快速进入故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进行网上预约购票的游客并不多，连续两天，预约的游客也都只有约1400余人，距离故宫每天4万张的预约售票上限还有很大距离。

据有关部门测算，故宫的最佳容量是每日5万人，最大容量是每日6万人。理论上超过日接待量6万人对故宫就意味着破坏。然而，不仅去年十一黄金周高峰时故宫的客流是最大容量的两倍多，平时突破6万人的日子也不在少数。

无论是出于提高游客游览体验质量的需要，还是故宫保护的必须，提高票价和取消长假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只能以科学测定的最佳环境承载量为标准，严格控制进入故宫的人数。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国家公园和重要博物馆的成熟经验，兼顾景区保护与社会公平，门票预约的推行就是必由之路，也是游客理性出游的必然选择。

然而，对于预约售票方式，大多数首次参观故宫的游客表示此前并不知道，不过多数年轻人表示这种方式很便捷，愿意未来尝试。门票预约，作为一种舶来的新生事物，虽然因为互联网的发达，从技术上变得简便易行，特别是以淘宝族的兴起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门票预约的消费人群将快速扩大。当然，由于中国游客出游计划性的欠缺、旅游消费者文化层次的参差不齐、假日供给导致的被迫集中出游特征等，如同网络订票未能真正解决严重供求失衡导致的铁路春运买票难一样，门票预约暂时只能从技术上缓解故宫的售票的拥堵问题。

由此观之，北京市旅游委需要扩大拥挤指数的景区试点范围并进一步增强指数编制的科学性；故宫则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门票预约的的力度，包括增加电话、书信等门票预约方式，进一步提升对预约门票的旅游者的便捷服务，率先引导中国旅游者逐步养成门票预约的习惯，为未来主要基于保护与公平分享的国家公园制度的普遍实施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可以预见，随着拥挤指数和门票预约在全国重要景区的逐步推广，将极大地推进理性出游逐步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