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敏:深度解读《旅游法》及其进一步期待

博主按: #思敏非常观# 开私家车不在乎绕弯,坐出租车看见蹦字儿却心惊肉跳;农贸市场买小菜付现钱锱铢必较,淘宝刷卡却感觉免费似的潇洒一刷。在中国,所谓价格高低主要是一种感觉——绝对值并不重要,经营者能否让消费者收获占到便宜的感觉才是致胜之道!这也正是旅行社行业零负团费模式异化泛滥的社会心理基础。未来如何选择?自由行如同电脑高手自助攒机,品质、性能、感觉自不待言,但如何成为高手是个问题,时间成本、学习成本并不低;中小旅行社如同电脑城的商铺或者杂牌厂商,可能有淘宝的惊喜,更多的是没谱;品牌旅行社则相当于品牌电脑,一般能够享受靠谱、便捷的服务。当然,随着消费者的逐渐成熟、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信息对称性的快速提升,基于互联网和长尾理论的自由行、自助游必将占据主流地位。

    

        从今天起,旅游法跟婚姻法、物权法并列于世,旅游从此跟婚姻、财产一样重要了哦。与其未来交遗产税,不如卖房去旅游。哈哈,我们上路吧,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今天正式实施,中国旅游业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旅游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旅游行业特别是旅行社和景区行业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本人选择了3条媒体对我的相关采访及3篇本人的专文,汇集为博客日志《刘思敏:深度解读《旅游法》及其进一步期待》  


1、旅行社国内游价格翻番 刘思敏:系隐性成本透明化


欢迎添加关注刘思敏微信公众号:刘思敏-非常观(liusimin1130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93017点报道,明天就开始十一黄金周了,但是一些喜欢报团出游的人却面临着两难。新《旅游法》明天起实施,强制购物、自费项目被明令禁止,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旅行社的团费纷纷涨价,中国国旅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境内组团的价格比去年翻一番,此外一些旅行社的出境游价格涨幅也在60%100%之间。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新《旅游法》即将实施、带动旅游价格上涨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业内人士的解释是价格没有涨,只是隐性成本透明化了。对这样的解释,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著名旅游专家刘思敏表示赞同。

  刘思敏:在这之前,旅游团费的价格是比较低的,新《旅游法》即将实施后,这个涨幅非常大,加上十一黄金周供不应求,供求失衡也可以说是一个常态,这两个因素叠加以后,涨幅确实有点大。有人说它是借机涨价,但总体来看我认为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竞争性行业,而且旅游是一个比较高的需求,不是刚性的。既不是垄断行业,也没有垄断企业,那借机涨价的概率就非常低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是属于隐性成本透明化。

  仔细看会发现,并不是每一条线路的涨幅都是一样的,境外有60%左右的涨幅,国内有的甚至涨33%,但并不是说所有国内路线都是33%的,所有国外的线路都是60%。其实平均涨幅比较大的地方,往往是以前这些年所盛行的零付团费模式比较泛滥、比较严重的地方,特别像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它的涨价幅度可能是最高的之一。国内的话,像海南也是重灾区。所以说这个价格上涨速度基本上反映了部分地区或者部分线路以前零付团费泛滥的严重程度。

  刘思敏表示,新《旅游法》的实施,会减少强制购物、自费项目等问题。

  刘思敏:如果跟以前的价格有了较大幅度上升的话,旅行社就不太可能出现强制购物,甚至是诱导购物,或者强制自费项目的情况。在价格保障的前提下,现在政府表达了决心,也表达了高压的态势,而且也可能要长期可持续的进行普遍执法,中国旅游行业特别是旅行社行业的竞争环境可能会因此大洗牌,而且也会变得优化。

  对于旅游这么一个特殊的行业来说,有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条的线路,它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监管要怎么才能跟得上?

  刘思敏:我觉得应该对《旅游法》有一个尽可能的期待,能够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实施细则,对于强制交易和诱导游客买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进行细化,分门别类,然后制定出比较严谨的、可操作的处罚调控。同时,降低游客的维权成本,鼓励游客理性、合理地依法维权,倒逼旅行社和导游遵守合同约定,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阅读全文:http://finance.qq.com/a/20130930/014449.htm

  

2、刘思敏解读新《旅游法》:“零负团费”很难消除


观看视频:http://tv.cnr.cn/kgb/201309/t20130922_513655633.html


    央广网旅游922日消息 解读中国首部《旅游法》。中国首部《旅游法》,到底对于游客、从业者、旅游企业甚至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哪些规定和要求,对旅游业的发展有哪些意义和作用,央广网旅游频道邀请到著名旅游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博士为大家解读。

  刘思敏:《旅游法》出台后,将有助于逐步改善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使中国的旅游业健康发展。旅游市场迎改革市场会更加的规范,旅游法做的了有法可依是个好的开始。

  刘思敏:《旅游法》执法成本大 消除“零负团费”有难度。对于《旅游法》十一正式实施,业内人士更关注的是行业洗牌,因为目前全国旅行社行业处在小、弱、散的状态,没有形成合理的经营体系,“零负团费”就是大小旅行社价格战打到突破底线的现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旅游法》会使居民随团出游需求在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有所下降,旅行社面临一定的生存困境,但这会促使它们重新建立良性的盈利模式,理论上讲一些劣质旅行社必定会被淘汰,但是要看执法的力度和可持续性。要客观来看这个问题,因为零负团费这些年应该说是深入人心了,而且广度深度超过很多人的想象,政府多年也在打击,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旅游法》严格实施之后,我认为执法成本是非常大的。


3、刘思敏:零负团费模式异化与游客消费理念提升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30719E4评论版头条:“零负团费模式异化的解决之道”,

http://bjyouth.ynet.com/3.1/1307/19/8148304.html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公民旅游的兴起,零负团费模式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断折磨着中国旅游者和社会舆论的“神经”,以至于即将于10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挥出“重拳”(如“第三十五条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以期遏制零负团费模式在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市场蔓延的势头,维护旅游消费者的权益。

  然而,从本质上来看,零负团费模式无非一种商业模式,与媒体行业依靠广告收入补足成本并谋取利润的模式并无二致。如同菜刀是一种工具,既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违法犯罪的既不是菜刀,更不是切菜的行为,而是用菜刀杀人的行为与后果。与直销在中国异化为传销乃至“老鼠会”类似,作为一种旅游商业模式的零负团费模式在中国也发生了严重异化,不仅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实际演变为对中国公民旅游消费能力的透支,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一部分旅游者尽管已经走在路上,但实际上并不具备某种旅游产品的消费能力,他们是被并不真实的低价忽悠上路的。

  其根本源头在于旅行社行业的残酷竞争与目前游客普遍贪图便宜的心理。毋庸讳言,尽管我国对旅行社行业实行特许经营许可制度,虽然“一张办公桌、一部传真机”就可营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旅行社行业门槛偏低、竞争形势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生存与扩大市场份额,旅行社行业纷纷采用零负团费模式来扩大组团量。其一,旅行社抓住不少游客贪小便宜、过分注重价格比较的心理,投其所好,竞相以越来越低的直观价格吸引游客报名;其二,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家富路”,游客出门都有带不少现金的习惯,而旅行社与导游则总有办法把游客的钱“忽悠”出来;其三,购物是旅游六要素之一,大多数外出旅游的人都有购买纪念品的需求;其四,中低素质导游队伍的过剩导致相当多的导游沦为导游队伍中的“农民工”,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惜冲击道德与职业底线。这四项因素构成了零负团费模式可以大行其道的现实基础。

  根据观察分析,报名低价团的游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实际知情但直接贪图便宜的人,他们知道低价团必然要购物或参加自费项目,但是抱着别人买、自己可以不买的侥幸心理参加这种低价团;另一类属于对旅游市场不熟悉、不知情、参团经验不足的人,倾向于追求市场的最低报价,不知道里面的猫腻。比如,旅游市场上有一种情形,很说明消费者的心态和舆论的偏颇:同一条线路、同一个产品,旅行社对老人或小孩实行加价销售,这实际等于零负团费模式的自我“招供”——这个产品一定是低于成本的,购物或自费项目乃至强制交易不可避免,而因为老人或儿童没有购物意愿或购物能力,旅行社不是“雷锋”,只能通过加价来预支收益。面对这种情形,旅游行政管理如何依法进行查处暂且不论,旅游者如果真的追求旅游品质,那么理性的选择必然理应是避开这“明目张胆”的零负团费“陷阱”。然而,现实是旅游者和社会舆论通常都只是要求旅行社不要价格歧视,对加价行为大加谴责,而忽视不加价旅行社就会赔本的无奈。

   旅行社和导游大都知道针对低端市场的异化后的零负团费这种低价团模式是不健康的市场行为。然而,这么多年来,这种模式能够生存下来,客观上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只要不欺骗、不欺诈、没有强制交易,没有假冒伪劣,这种模式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在部分地区也曾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强制交易、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的猖獗,这种模式就成了负面的象征,沦为一种陷阱式的销售。零负团费的根源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比如对强制交易、假冒伪劣的打击一直不到位,从而导致了恶性竞争,相反在本应由游客自主负责的所谓“天价”问题上耗费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在积重难返、严重异化的当下,重拳出击,立法禁止零负团费模式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零负团费模式的异化带来的恶果,旅行社及旅游从业人员的责任固然首当其冲,旅游者其实也难辞其咎,甚至责任更大。如果没有旅游消费者的成熟与消费理念的提升,中国游客旅游质量的提高、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宰客才是问题,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最终决定的,只要知情、自愿,就无所谓宰客。要想破解旅游质量不高、旅游体验不好的困局,甚至《旅游法》有关禁止零负团费模式的条款能否真正落实而免于落空,与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成熟息息相关。

   首先,引导游客走出对低价的痴迷。旅游消费者必须认识到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的特殊性,价格竞争固然最有效,但价格比较对于旅游产品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高价未必都是好货,便宜通常却是陷阱。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竞争越来越透明的时代,但凡有过自助旅游经历的人,对价格都应该有一种基本的判断,让警惕“陷阱”而不是痴迷追逐“低价”成为一种本能。

   其次,在国内旅游尝试推行旅游小费。合法化不难,可以在全包价与零负团费之间,增加一种选择,更有利于驱逐零负团费。旅游小费在国内是一个新事物,应该在透明、公开、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目前它的实施还需要一些条件,旅游服务和价格是否透明规范、旅游薪酬体系是否健全、游客是否认同三大问题都很关键。小费需要制度化,虽然法无禁止则为许可,但我国民众和官方都还不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需要立法或政府层面明确给予小费制度一个合法地位,彰显政府对其的理解与支持,但切莫将它弄成所谓的《小费条例》,靠行政手段来推行小费也会是荒谬的。“小费文化”同时需要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最终如何操作要落到企业肩上,他们可以根据市场的反应,制定顺应需求、符合规律的制度,以消费者自愿为原则,在标准上制定一个区间,服务好坏要在小费上有直接的体现。小费制度是一个可以完善导游收入模式、改善导游服务水平,并已被国际经验验证的路径。国内旅游市场顺应这个潮流也是大势所趋。当然,让国民接受小费文化、为服务买单的过程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这是旅游市场走向成熟的正确选择。

   再次,鼓励旅游消费向品牌集中。旅游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品牌对产品与服务的识别显得更为重要。品牌是提升行业集中度、保证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旅游消费向品牌集中,有利于形成正向、良性的竞争,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形成对有质量与品牌追求的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正向激励。


4、刘思敏:对旅游法的进一步期待


东方早报      发布时间:2013-04-26      


[摘要]      从《物权法》的裁判法属性及要求考虑,对公共利益的规范不仅要有抽象规定,而且要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


  从《物权法》的裁判法属性及要求考虑,对公共利益的规范不仅要有抽象规定,而且要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类似的,《旅游法》关于可资利用的公共资源的界定也应当明晰,并根据产权属性授权相应级别的政府分级管理。

  4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该法将于101日正式实施。《旅游法》的通过,不仅标志着旅游业将进入依法治理的轨道,更表明旅游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的常态生活,成为公民权利与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得到全社会上上下下的关注与重视。

  对比《旅游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可以发现,提交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三审稿做了多处重要修改,广泛吸纳了社会各方的意见。

  其中,旨在消除零团费模式对旅游者影响的第三十五条和控制景区门票涨价的第四十三条格外引人注目。第三十五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导、欺骗消费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旅游者购物,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旅游者要求、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第四十三条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门票和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的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拟提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旅游法》治理零团费和门票涨价问题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公正客观地说,这么多年来,零团费这种商业模式能流行开来,有一定的合理性。只要不欺骗、不强迫,这种模式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在一些地区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但是随着强制交易、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的猖獗,这种模式就沦为一种充满陷阱的销售。

  零团费的问题根源并不是这种商业模式本身有问题,而是因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恶性竞争。在现实操作中,这种模式针对的都是中低端客源,旅行社通过非常低的价格,诱惑这些游客上路,上路之后,在旅游过程中,就千方百计要掏游客的腰包,通过让游客在指定场所购物的方式得到回扣。如同直销在中国往往异化为传销或老鼠会一样,零团费这种商业模式也全面异化,最终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也下降,损害旅游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导游的生存状态也相应恶化,大多数极端恶性案例的出现,都缘于导游心理失衡。

  而今《旅游法》既对这种商业模式以及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采取严格禁止,同时又规定了例外的情形,这表明《旅游法》表现出了适度的灵活性,增大了这个条款的可操作性,这会大大缓解零团费模式对中国旅游业和旅游者的伤害。为了增强这两个条款的可操作性,建议在实施细则、配套制度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组团旅行社的先行赔付义务和连带责任。

  因产权属性、管理等级不同以及作为旅游资源的品质等级不同(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县级?),公共资源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公共属性可能差别很大。公共利益是《物权法》涉及土地征收时提到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外延的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

  从《物权法》的裁判法属性及要求考虑,对公共利益的规范不仅要有抽象规定,而且要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类似的,《旅游法》关于可资利用的公共资源的界定也应当明晰,并根据产权属性授权相应级别的政府分级管理。

  而且,没有实施细则、司法解释或配套制度的细化,即便是很明确的“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也难以对景区涨价进行有效听证。比如故宫,如果要举行涨价听证的话,其旅游者听证代表该怎么选择?是从北京、全国还是全世界范围筛选听证代表?毕竟旅游者的成分实在是太复杂了。

  笔者一直主张对景区进行分类管理,除了不是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比如上海的迪士尼等“市场型景区”应该由市场调节之外,“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也应分类细化。一类是如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1.97% 资金 研报]、安徽黄山、北京长城、山东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等具有不可替代价值、产权为全民所有的景区,理应通过“国家公园”的形式成为“公益型景区”,未来由中央政府全额或差额补贴,实行免票或者低门票价格,各省也可以相应设置一些“省立公园”类型、层次低于国家公园的“公益型景区”;另一类则应为“混合型景区”,虽然利用了公共资源,但其依托的公共资源可能质量等级不是太高,可替代性比较强,在从旅游资源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或投资商高成本投入,则应由地方政府实行市场指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

  建议中央政府明确,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国家公园制度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同时将《国家公园预备清单》作为过渡性管理措施。国家有关部门可选择大约100个最具代表性和保护价值的景区列入《国家公园预备清单》,并明确授权地方政府暂时托管这些列入预备名单的景区,明晰责权利;在正式实行国家公园制度之前的过渡期内,可明确“国家公园预备清单”中的景区执行以“合理成本+合理利润”为原则的门票定价机制,并仿效上市公司,定期公布经过第三方审核的财务数据,将其经济运行情况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兼顾游客、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

  此外,湖南凤凰古城等社区型景区显然不能简单地参照“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来管理。凤凰古城、江苏昆山市的周庄以及安徽黟县的宏村等传统社区型景区主要是由私有产权性质的民居聚合而成的人文景观,其公共资源的产权属性及其代表的公共利益显然是有边界的,是属于当地人民的集体利益。将凤凰古城划入“混合型景区”比较适合,如要“圈城收费”或涨价的话,则要有利益博弈、决策磋商的过程,有对利益主体的补偿机制和分配机制。

  作者:刘思敏 单位: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来源:东方早报

  

5、刘思敏:《旅游法》能管住凤凰圈城收费吗


2013042502:39  新京报 


  ■ 观察家

  听证条款在《旅游法》的实施细则、司法解释或配套制度层面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否则,难以对景区涨价进行有效听证。

  据《新京报》报道,4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旅游法草案。三审稿明确提出,“景区提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六个月公布”,同时新增了控制景区门票价格上涨的程序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门票和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的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拟提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条款,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近日备受关注的凤凰古城“圈城收费”。《旅游法》正式颁布实施,今后能“管”得住类似行为吗?

  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界定“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因为产权属性不同(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中央国有还是地方国有?),以及公共旅游资源的品质等级不同(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县级?),性质可能差距很大。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范,这样抽象的规定,可能在执行中要么难以兼顾公平,要么很难落实。

  以凤凰古城为例,城里虽也有沈从文故居等属于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及政府资产,但整体却是社区型景区,乃是主要由私有产权性质的民居聚合而成的人文景观,少量“公共资源”和当地居民的大量“私有资源”夹杂在一起,很难简单地参照“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来管理,不能实行政府定价,也很难举行听证。

  而且,没有实施细则、司法解释或配套制度的细化,即便是很明确的“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也难以对景区涨价进行有效听证。比如故宫,如果要举行涨价听证的话,其旅游者听证代表该怎么选择?是从北京、全国还是全世界范围筛选听证代表?成本高昂却未必有代表性,毕竟旅游者的成分实在是太复杂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在今后的实施细则中,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进一步分类细化。

  一类是如九寨沟、张家界、长城等具有不可替代价值、产权为全民所有的景区,理应通过“国家公园”的形式成为“公益型景区”,未来由中央政府全额或差额补贴,实行免票或者低门票价格。执行以“合理成本+合理利润”为原则的门票定价机制,并仿效上市公司,定期公布经过第三方审核的财务数据,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

  另一类则应为“混合型景区”,虽然利用了公共资源,但其依托的公共资源可能质量等级不是太高,可替代性比较强,在从旅游资源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或投资商高成本投入,则应由地方政府实行市场指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

  像凤凰古城划入“混合型景区”比较适合,如要“圈城收费”或涨价的话,则要有利益博弈、决策磋商的过程,有对当地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利益主体的补偿机制和分配机制。

  □刘思敏(旅游社会学者)  

  

6、专家视点(《南方日报》20130927):

  热门景区不降价是理性之举


  刘思敏认为,应当理性看待国庆期间景区价格调整的现象。一些冷门景区进行降价促销,一方面可以利用黄金周假期聚集人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价优惠,或分流一部分热门景区可承载范围之外的客源。因此冷门景区在黄金周期间降价是一种理性之举。

  而热门景区票价不作调整,维持原价,同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刘思敏分析道,一年一度的黄金周,人们长期被抑制的出游欲望一次性被释放,导致旅游市场井喷。在出游大军势不可当的情况下,优质而资源稀缺的热门景区人满为患无可厚非。一些热门景区曾尝试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客流,但这一举动的后果则是,不仅没有控制人流,而且还遭受舆论谴责。因此涨价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然而,如果热门景区降价,恐怕会进一步增大人流,这对于景区管理势必造成一定的压力。

  尽管《旅游法》明确规定,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接待量。然而目前国家还未出台关于景区承载量的核算标准。且我国还未形成有序的门票预约制度。因此,不降价则是今年一些热门景区为缓解客流压力可操作的办法之一,也是理性之举。


    阅读全文:http://news.hexun.com/2013-09-27/158367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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