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敏:法定假日增加7天也不会有问题

 博主按:《北京青年报》2014年2月21日E6版,整版发表对刘思敏的长篇专访《法定假日增加7天也不会有问题》,比较尖锐、深入地批驳了有关假日总量极限等伪命题,呼吁解决长假短缺,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探亲和旅游的刚需。转发于此,以飨博友

法定假日增加7天也不会有问题


2014-02-21 04:12:49 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受访者:刘思敏 (著名旅游专家、社会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访谈者:张静雯 

2014年节假日安排已经开始实施,自2008年之后,中国人第一次过了一个“没有放假的除夕”。关于放假安排,人们吐槽不断,不过,也有人“同情”假日办,因为他们只能根据仅有的11天法定节假日限额分配假期,总难排出让大家都满意的时间表。那么,法定假日的数量有没有可能增加呢?若要增加,有没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若增加假日数量,要如何安排才能最大化满足现实所需?

假日加长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青评论:目前,我们国家每年有11天的法定节假日,这个数字是如何确定的?

刘思敏:这11天,特指因为节日而设置的假日。但要考察与工作日相对而言的假日,应当将双休日也算上,也就是115天的“法定假日”。这个数字是逐步演变的过程:1993年之前,我国长期实行“周六工作制”(即一周工作六天),从那年开始由每周工作6天改成5天半,称为“大小周末”,1995年直接改为“周五工作制”,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就增加了52个法定假日;然后就是1999年9月,又增加了3个法定节假日,把“五一”从1天变成3天,“十一”从2天变成3天,从2000年开始正式有了“黄金周”的概念;2008年,再增加1天——这115个法定假日,就是这么来的。但事实上,假日数量的演变,谈不上有科学依据,或者说,因为难度太大,目前我们还不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假日的数量。

青评论:有人给“放假”算“经济账”,认为假日数量一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比如有经济学家曾说,保守估计,“黄金周”这样的长假会给国民经济造成2000亿的损失。从国民经济角度确定假日数量似乎是一种方法?

刘思敏:假日数量要和经济发展水平挂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关键问题是,要如何挂钩?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人找到答案。

曾经有所谓专家做过一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算出,每增加一个法定假日,GDP就要下降0.816个百分点,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从1993年到现在20余年,法定假日增加了56个,那么中国的经济早就崩溃了。但是事实恰好相反,虽然法定假日数量在增加,但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

一些经济学家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生产活动,消费层面只考虑吃饭、穿衣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消费,不将旅游这样层级较高的消费行为考虑在内,那么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假期增加会造成经济损失——但本质上,他们是把人看成了“物”,当成了生产工具,没有想到人不仅仅有生存的需求,也有发展的需求——而像旅游这样出于发展需求的消费,当然是会拉动经济的,而如果没有假日,人们也就没办法去旅游。更何况没有旅游消费,就不会有旅游设施。度假村、酒店等旅游地产没有拉动建筑业、钢铁业吗?如果说旅游消费是浪费而不能拉动经济,逻辑是无法自洽的。

多增2-7个法定假日是安全的

青评论:如果说目前还没有科学的工具去计算该设置多少天假日,那么又该怎么确定该不该增加假日数量呢?

刘思敏:目前,我们只能靠经验判断摸索。比如说,国际上通行的是“周五工作制”,中国如果变成“周四工作制”,就比较冒险。法国就曾经试验过一周工作4天半,但是因为太超前,和欧美其他国家都不同步,最终导致法国的竞争力下降,于是法国就又恢复了“周五工作制”。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从单休日到双休日,法定假日一下子增加了52个,也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而从1999年到现在,15年的时间,虽然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法定假日只增加了1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青评论:这么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2个法定假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您也说过,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假期极限”,那么,现阶段的极限在哪里?增加多少个假日比较合适?

刘思敏:现有手段下,“假期极限”确实难以算出,也需要经验判断。照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之前的经验,假期数量一定有扩张的空间,增加1-2个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增加2-7个都是安全的。

青评论:也就是说,您认为在现阶段,最多可以增加7个法定假日?

刘思敏:增加7天算是比较保守的做法,如果增加10-15天,可能也不是问题。不过我认为,增加2-7个法定假日,是综合考量各个维度之后较为稳妥的方案。

在中国,尽管带薪休假在1995年就已写进了《劳动法》,但由于带薪休假具有分散性特点、监管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原因,这项规定在全国的落实率不到30%。去年公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预测带薪休假制度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落实”——短期内,人们是不能指望以带薪休假的形式增长闲暇假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法定假日可以先行,而2-7天的范围,和目前法律规定的带薪休假的底线较为接近。增加2-7天法定假日正好可以部分弥补目前带薪休假不能实行的情况,相当于强制执行了带薪休假的底线,也不太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青评论:如果顺沿这种思路,法定假日增加会不会成为一些雇主拒不实行带薪休假的借口?

刘思敏: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极少雇主身上。是否实行带薪休假,不仅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有关,和雇主的守法程度和休闲意识也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企业发展到一定层次,如果没有带薪休假,它甚至可能吸引不到或留不住优秀的人才,雇主一般会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现有的社会背景情况,原本守法的雇主不会因为法定假日增加而取消带薪休假;而原本不依法给予劳动者带薪休假权利的雇主,难以剥夺劳动者增加的法定假日——因为法定假日实施起来,监管成本要低很多,即使不监管,因为全社会的停顿,不守法的雇主也会得不偿失。

更何况,法定假日改革和带薪休假的全面推行是并行不悖的,增加法定假日,并不是为了代替带薪休假,也不可能因为法定假日增加,就不再推行带薪休假了。

“长假”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青评论:如果法定假日总数增加2-7天,该如何安排才比较合理?

刘思敏:分别有几套方案可供选择:A方案:增加2天,可以直接恢复五一黄金周;B方案:增加4天,在A方案的基础上把春节延长两天;C方案:增加5天,在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同时,在8月上旬增加一个“避暑黄金周”;D方案,增加7天,则可以同时满足上述3项延长假日的措施。总之,A方案反映最迫切的民生要求,D方案则能最大化满足现实需求。

青评论:这么看来,您认为应当尽可能安排长假,而非零散的休息日或者“小长假”?

刘思敏: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两种人日益增多。一种是包括农民工、漂在北上广的高素质人群在内的异地就业群体,他们外出就业是为了谋生,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探亲的需求。

另外一种人是中产阶层,他们随着收入增加、眼界开阔,产生了旅游的需求。这两种人的需求,必须是长假才能满足的。而且我认为,这两大需求是刚性需求,且刚性越来越强。增加假日数量是增加长假的前提,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假日总量问题——试想,即使我们把双休日改成三休日,一下子多出来50多个假日,也满足不了探亲和旅游的需求,同样,“小长假”也满足不了这种需求,也就必然成了鸡肋。

青评论:因为长假会使社会生产较大面积停滞,增加长假会不会有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

刘思敏: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长假也是有益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旅游拉动经济之外,还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应对春运的需求,铁路部门必须准备比平日多得多的运力,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可能在平时是闲置的,也就是说经济学上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在边际成本固定的情况下,是一年使用一次的效用高,还是使用三次效用高?长假增加,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其边际收益的大幅增加是不言而喻的。

更何况,假日数量的设置,绝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如果仅仅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最好双休日也不要休息,每天都工作。如此一来,增长的经济、增加的GDP能用来做什么?归根结底,生产是为了消费、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本末倒置。

青评论:除了增加假期数量、优化假期安排之外,要推动假日改革,是否还需要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

刘思敏:长期以来,我们以节俭、勤劳为价值导向,喊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下战场”这样的口号——虽然这些年有一定的改变,但很多雇主对于“休闲”的认识是不到位的。

人类文明的成就,事实上很多是有闲阶级创造的。罗素说,能否聪明地休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我们一定不能把“呼吁放假”看成“好逸恶劳”的表现,一定要认识到,社会的进步是以闲暇时间的增加为标志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休闲、聪明地休闲。当然,话说回来,要“聪明地休闲”,前提是“有闲可休”,所以一定要首先解决闲暇时间的问题,而当前释放中国民众庞大的旅游消费需求的瓶颈就是长假短缺。

文/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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