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敏:南京新建城门是把握最后机遇期

南京新建城门是把握最后机遇期

 

刘思敏 

 

  最近,关于“南京9座复建、新建城门均未批先建”以及太平门复建已被责令停工的消息沸沸扬扬,由此引发的对南京斥巨资修建城门之利弊的争论热火朝天。这些年,有关文物保护的话题,只要有一个火星或由头,就会立马舆论大哗,已成常态,一方面说明全民文化素质、文物保护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难回避。

  那么,南京新建城门连接明城墙到底值不值呢?笔者认为,显然利大于弊。

  所谓城市,就是“城”与“市”的组合。“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内为之阔”。“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这两者都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态。城墙作为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古代城市围合的构筑物,由夯土或砖、石砌筑的墙体和护城河构成,包括城门、城楼、瓮城、马面、铺屋、羊马城、水关、涵闸、桥梁等附属设施,还包括构成这个防御体系的自然物,如包山墙的山体、利用为护城河的江河湖等水体。虽然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城墙已经失去了最初赖以存在的使用价值,由此却可以看出从文化角度来说,城墙对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国关于文物的定义,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界定为准,其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已不仅限于古代,而是包括了近、现代,直到当代。古建筑当然是文物的一种,文物保护当然包括古建筑保护。反之,古建筑保护等同于文物保护吗?《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然而,是不是“不改变文物原状”普适于所有的文物,包括古建筑呢?我们需要在区别清楚古建筑和可移动文物的基础上做出判断。 

    古建筑和可移动文物代表的历史记录有静态和动态之分。一般文物主要指可移动文物,如瓷器,形成并凝固于某一个历史节点,本身是某一个历史节点的记录。而古建筑通常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修缮、扩建或重建,留存了不同阶段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瓷器等文物代表的是静态的历史记录,而古建筑代表的是动态的历史记录。显然,古建筑“现在”的模样没有理由成为历史记录的“终点”。 古建筑和可移动文物还具有不同的物理属性。从理论上讲,瓷器埋在土里,至少可以保存上千年而原貌基本不变。而中国古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体,决定了最多只能保存几百年。严格地说,“落架重修”之后的古建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古建,有时候甚至只是“原结构、原形制、原工艺”,而材料却完全是新的。我国文物界和古建筑界却一厢情愿地为中式古建筑设定了无法企及、不可相提并论的“瓷器标准”。 将瓷器保护和古建筑保护一概而论,采取同样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完全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关于古建筑“原真性”的检验,在《奈良原真性文件》中有非常精辟的表述,它主张必须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的许许多多的表达方式”。检验历史建筑是不是保持了“原真性”,应该“以给所有社会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化价值观以充分尊重的方式进行。”因为“有关文化遗产价值及相关信息源的一切判断,在不同文化之间可能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文化内,也可能不同。”“因此,不可能依据固有标准进行价值和原真性的基本评判。”“为了尊重所有文化”,“要求对遗产的特性必须在其所隶属的文化环境中加以思考和判断。”不独是各国不同的建筑材料、工艺造成对“原真性”保护的不一样的方式;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审美情趣也会影响对“原真性”不同的理解,如有悠久历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偏好保留古建筑古旧的样子;旅游发达、爱好清洁的瑞士则喜欢把古建筑修缮粉饰一新。即使在“同一文化内”,但是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和思考对某一具体历史建筑的“原真性”的理解,并以此指导其修缮,比如故宫和圆明园就应该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中采取截然不同的保护思路。

  比如,从明朝开始,历朝历代都对西安城墙进行了很多次的补建、维修和修缮,但都没有脱离原有的形式、规制等等,建筑位置更没有发生改变。1983年以来,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这座古城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补建已被拆毁的东门、北门箭楼、南门闸楼、吊桥。即使被某个著名古建筑权威称为中国仅有的三个古城墙“真货”之一的荆州古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古城保护,改革开放后分别增开了新南门和新北门;1988年重建了宾阳楼。古城的南门、西门的城楼以及雄楚楼、仲宣楼、明月楼的重建项目都在规划之中。

  当然,国际社会最初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通常是为了保护史前时期的古老遗物。1981年,悉尼歌剧院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世界遗产委员会以“竣工不足10年的建筑作品无法证明其自身具有杰出价值”的理由予以否决。该项目虽然申遗未果,却引发了人们对20世纪人类创造的审视和思考,即在充分重视古代遗产的同时,如何评判和对待那些未足百年的人类创造。2007年,在首次申遗遇挫的26年之后,悉尼歌剧院以20世纪遗产的身份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也就是说,针对变化的世界,《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都在与时俱进。面对现实,中国古建筑界必须脱下“皇帝的新衣”,把对单体文物、单体古建筑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对有价值的片区的历史风貌的保护、控制与恢复上来。现代人与古人的“珠联璧合”,必然成为保护文化遗产和创造“未来遗产”的必由之路。

  如果认同这个思路与结论,那么,在现有条件下,南京恢复城门,连接明代城墙,形成一个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肯定更有利于传承中国古代城墙文化的价值与信息。虽然某位偏激的权威所谓“国内古城墙只有三个半是真货(荆州、平遥、兴城和‘半个’西安)”的说法过于夸张,但北京、成都、杭州等最具分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绝无可能恢复城墙,更遑论城墙与城门的完整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只需要把眼光放到50年至100年之后,南京和西安在恢复城墙及城门完整性上的努力就会变得无比伟大。假设我们的古人也抱着今日迂腐权威专家的态度,恪守古建筑所谓的“原真性”,而在当时无所作为,那么今日中国不仅没有城墙,更不会有长城,权威们只能望故纸兴叹。

  对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城墙不拆或没拆,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幸事,如平遥,然而对于北京等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显然,追究古人、前人的责任已是枉然;也或许在改革开放初期修复城墙的绝对成本相比今日会小很多,但绝对成本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是那时候社会却无力支付现在看起来很小的成本,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性价比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在城市转型大潮中,已经铸成的大错无法弥补,留给古代文化传承的空间不仅已经非常狭小,而且只会越来越小,在遵循传统和与时俱进求得平衡的基础上,如今这个时代从事文化重建,既是性价比最佳的时期,更是最后的机遇期,现在不做,由于成本的不断提高和预留空间的消失,未来想做、能做的可能性都注定变得极为渺茫。

  南京为修复城门花10亿元,高不高?当然是高,但从“未来遗产”的角度,其产生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更高。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最后的机遇期,南京如果现在不做,未来可能即使想做,即使全社会愿意花再高的代价也做不成,而结果肯定不只是南京一城一地的文化损失。何去何处,作何取舍,南京乃至中国社会实际是别无选择!

    (作者系旅游专家、社会学者,中国旅游报首席评论员、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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